1. 列夫托爾斯泰幸福嗎
晚年托爾斯泰遇到了很多不幸的事，內心的轉變也極為痛苦，你看看下面材料就知道了。
列夫·托爾斯泰是俄國著名的大文豪，其一生創作頗豐。他的作品對歐洲文學影響極深，在世界文學史上也佔有一席之地。這位享有世界聲譽的作家晚年卻做了一件讓世人皆驚的事，即離家出走。托爾斯泰為何要離家出走，這還得從他晚年的思想變化及其生活說起。
晚年的托爾斯泰開始篤信宗教，宗教觀、社會觀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73歲時，托爾斯泰回到了故鄉雅斯納雅·波良納庄園。然而晚年的托爾斯泰對他庄園的看法也發生了許多變化。他開始習慣於關注在他的農田上辛苦勞作的農民們，這些貧苦可憐的農民讓托爾斯泰感到不安與自責。
為了減輕自己的內疚感，托爾斯泰開始改變自己的生活方式，甚至開始自我折磨：他變得厭惡人情世故和親友間的應酬，也拒絕出席貴族的宴會。他經常戴著草帽，穿上舊衣服，腳踏樹皮鞋，在農田裡幹活。
到了後來，托爾斯泰想要解放他的那些農民，把田地分給他們。同時，他也打算把他全部著作的版權，無償地獻給社會。
托爾斯泰不顧妻子反對，最終公開發表聲明：從1881年以後他出版的任何作品，可以由任何人免費出版。
在這樣一個階級社會里，托爾斯泰的朋友親人都不理解他的社會觀、宗教觀。在家裡，家人不時與他發生沖突；在社會上，許多報刊攻擊他；科學家、家教界、沙皇政府都表示對他不滿。
正在作家受到了孤立與打擊之時，切爾特科夫出現了，他用花言巧語取得了作家的信任，在作家生命的最後9年，切爾特科夫在老人眾多家人、隨從者中地位最特殊，對老人的思想也影響最大。
其實這個傢伙的真正目的，是要奪取托爾斯泰那些作品的繼承權，盡管作家自己的許多朋友都知道切爾特科夫的險惡用心，但他們都沒有敢直接告訴托爾斯泰。
本來，作家的日記都是由妻子保管的。但由於與妻子產生了矛盾，再加上切爾特科夫的花言巧語，托爾斯泰把他最後10年的全部日記都交給了切爾特科夫這個騙子。
妻子索菲亞也敏感地猜到了發生的事情，她對此非常痛苦，脾氣也越來越壞，把怒氣全都撒在了作家的身上。
1910年8月30日晚，她又和作家發生了激烈的爭吵，她甚至愚蠢地說她並不是痛恨切爾特科夫，而是不能原諒托爾斯泰。對於妻子的憤怒與譴責，作家採取的是寬容諒解的態度，因為他在晚年一直奉行「不抵抗主義」，他總是把錯誤都想到自己身上，而盡量原諒別人的種種不對。在作家的最後一段歲月里，他的生活並不美好，他的周圍充滿了責難。為了能夠平和地過完後面的日子，作家開始打算離家出走，以躲避這些紛爭。
10月28日還不到早晨5點，作家就帶著私人醫生離開了波良納。在火車上，作家病倒了。寒冷的天氣使他不停咳嗽，並開始發高燒。他們在阿斯塔波瓦車站下了車，7天後他就病逝在這個荒涼的小站里。
有關托爾斯泰離家出走一事，很多專家和學者都曾對此進行過研究，許多復雜的因素糾合在一起促使這位巨匠作出了令人震驚之舉，但這並不會影響這位文學巨匠在我們心中的地位
2. 列夫托爾斯的作品
自傳性三部曲《童年》、《少年》、《青年》
短篇小說《塞瓦斯托波爾故事集》
中篇小說《哥薩克》
中篇小說《一個地主的早晨》
中篇小說《波利庫什卡》
長篇歷史小說《戰爭與和平》
長篇小說《安娜．卡列尼娜》
《懺悔錄》
「人民戲劇」：《黑暗的勢力》、《教育的果實》、《活屍》等
中篇小說：《伊凡．伊里奇之死》、《克萊采奏鳴曲》
長篇小說《復活》
3. 《莫斯科紳士》讀書筆記
——· 關於本書 ·——
《莫斯科紳士》講述了主人公羅斯托夫伯爵因為舊貴族的身份，被囚禁於大都會大酒店32年中發生的故事。這個經常匯集各國政要、名流的酒店，猶如紛繁復雜世界中的世外桃源，伯爵因禍得福在這里躲避了戰爭、政治斗爭和飢荒，並收獲了友情、親情與愛情，使得自己從一位優雅的莫斯科紳士變成了飽經風霜又重獲新生的老者。
——· 關於作者 ·——
本書作者埃默·托爾斯，雖然僅僅出版了兩部作品就已經躋身美國新銳一線作家行列，但埃默·托爾斯卻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業余作家，他的主業是一名金融高管。不過，用他本人的話說就是「正是由於我的職業與愛好相去甚遠，才能鍛煉不同的技能，帶來更高的生活滿足感」。不論是《上流法則》還是《莫斯科紳士》，托爾斯都以他獨特的構思、華麗的描寫和妙語連珠的文風讓讀者沉浸其中，從精彩的故事中體味深刻的人生哲理。
——· 本書金句 ·——
1.人生中的逆境會以許多不同的方式出現，假如一個人不能掌控自己的命運，他就會被命運掌控。
2.萎靡不振的儀表反映出一個人在某些方面的懶惰和頹廢，以及對他人缺乏興趣；而腰背挺得筆直的姿勢則說明一個人十分沉著冷靜，且信守諾言。
3.新的一代應該對上一輩所有人表示某種程度上的感謝。我們的長輩，曾經開墾荒地、浴血奮戰，是他們推動了藝術和科學的進步，為我們做出過犧牲。
4.與其在教室里整齊地排排坐，還不如腳踏實地出去走走，真正朝地平線的方向走去，去看看在地平線的盡頭究竟有些什麼，這難道不是更有效嗎？
5.一種生活方式需要經過好幾代人才會逐漸消逝。
4. 列夫托爾斯的遺囑,揭示了他什麼樣的精神
列夫托爾斯的遺囑,揭示了他什麼樣的精神?
1895年,托爾斯泰67歲。可是,他卻在這年的3月,以日記的形式草擬出一份遺囑:
1)我死在哪兒就安葬在哪兒,墓地要最便宜的。如果死在城裡,那就用最便宜的棺材,像埋窮人那樣。不要送花、花圈,不要發表演說。如果可能的話,甚至不要請牧師,不要做安魂祈禱……
2)死的消息不要登報,不要寫訃告。
3)……
4)我以前的作品版權(10卷文集和那些識字課本),我請求我的繼承人將它轉交給社會,也就是放棄作者權……在最近10年裡,我的作品被出賣了,這是我一生中最沉痛的事情。
5)……
在陸續完成包括《戰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在內的眾多作品之後,托爾斯泰的精神世界更加深邃和廣闊。他的思想與現實生活的沖突也愈來愈劇烈。他與本階級的傳統觀念發生決裂,站到了宗法制下的農民立場的一邊。面對下層農民忍飢、挨凍、受辱的情形,托爾斯泰對自己所過的貴族老爺的生活感到慚愧,更為自己的著作獲得巨大報酬來支持這種貴族生活感到不安。
為了彌補這些,托爾斯泰除去盡力參加體力勞動外,還兩次投身教育——沒有收入,完全是義務;又費去數年時間,為平民和貧民的孩子編《啟蒙讀本》,現在,他更要求放棄自己作品的版權,希望通過這種方式來報償社會,實現自己平民化的理想。但這一點卻遭到妻子索菲婭的強烈反對。因為托爾斯泰的版權,是當時全家幾乎唯一的「財源」。所以,托爾斯泰在這份遺囑中,才指出「作品被出賣,這是我一生中最沉痛的事情。」
這份非正式遺囑,由小女兒薩莎謄抄了一份,可直到1901年7月,托爾斯泰才在上面簽字。
距離此份遺囑擬定時間十多年後的1908年8月,80歲的托爾斯泰又以日記的形式,擬出一份遺囑。當時他處在病痛之中:「沉重、痛苦。最近幾天發燒不止,情況很壞,難以忍受,大概就要死了。」身體影響到精神:「而我偏偏要在如此荒謬、奢侈的環境里度過一生,這種生活對我來說是難以忍受的。」
在這份遺囑里,托爾斯泰再次提到了自己著作的版權:「如果我的繼承人把我所有作品獻給公眾,我將十分欣慰。如果做不到這一步,那麼屬於人民的一部分一定要獻出來,諸如《識字課本》、《閱讀園地》等。」
此外,他對自己死後的葬身地點作了指明:「人們絕不要在埋我入土時舉行儀式。只要一口木製的棺材,由願意抬棺的人抬到或運到峽谷對面的『指定地點』,即埋有小綠棒的地方……」「小綠棒」是托爾斯泰大哥講的故事,說有一支寫有使所有人都幸福的小綠棒,埋在森林中扎卡斯峽谷旁。幼年的托爾斯泰曾在這一帶反復尋找過。
一年之後的1909年,索菲婭與托爾斯泰為先前草擬的遺囑發生沖突。索菲婭要求托爾斯泰寫一個東西,聲明把他全部著作權都交給她,托爾斯泰拒絕了。在激憤之中,托爾斯泰請朋友幫助立了一份正式遺囑,寫明他將放棄所有作品權:
「我聲明,我希望我的全部著作、文字作品和我所寫的任何東西,不管是在什麼地方發表過的還是沒有出版的;從1881年1月1日起我寫完的或首次發表的;在這個期限之前我寫好的但尚未發表的全部東西,在我死後不要列入任何人的私有財產。並且,如果人們需要這些東西,那麼可以無償地讓所有人去出版、刊登。」
這份遺囑由小女兒薩莎謄抄,托爾斯泰與另外三個證人簽名,並證明托爾斯泰在寫這份遺囑時「有著健康的智力和清醒的記憶力。」
這份遺囑的原本,由他的小女兒拿到莫斯科,請教了穆拉維約夫律師,看是否合於遺囑要求。律師認為,作品交給「所有人」享有,事實上是不可能的。因為「所有人」便根本無從談起,這樣的遺囑,沒有什麼法律效力。
穆拉維約夫律師答應幫助起草一份合適的遺囑。這就是托爾斯泰的第四份遺囑。該遺囑對於作品的著作權,給予了明確的歸屬:
「我作以下的吩咐,以備我死後之用:我全部文學作品,根據標明的時間,隨便何時寫的,凡是在我死之前還將可能寫的任何東西,無論是已出版的,沒出版的,藝術性的抑或是任何別的東西,寫完的也好,沒寫完的也好,戲劇的和任何形式的文稿、譯作、改寫、日記、私人信件、草稿、零星的思想和雜記,總之,反正在我死之前所寫的一切都毫無例外,不管放在什麼地方,保存在誰那裡,也無論是手稿,還是發表過的東西以及我的所有作品的著作權,包括我親筆寫的手稿和死後留下的一切文稿,全部遺贈給我的女兒亞歷山德提·列沃夫娜·托爾斯泰婭。」
1909年11月1日,81歲的托爾斯泰在該份遺囑上簽字。身邊兩位證明人也在後面簽上了自己的名字。
1910年,托爾斯泰的家庭是不安的。崇拜託爾斯泰思想,自認為是托爾斯泰信徒之一的契爾特科夫,堅持要老人實施他的思想(當年2月,托爾斯泰還接到一位大學生的來信。信中片面地指責托爾斯泰,認為他的學說和生活是矛盾的,並希望他從自己生活一生的庄園出走),並使托爾斯泰將日記等物也放在他那裡,這些行為使得索菲婭十分生氣。她的激動情緒不斷發作,使身居其間的托爾斯泰極為痛苦。托爾斯泰在這段時間給索菲婭寫了一封信,除去允諾從契爾特科夫那裡取回日記外,還分析了他們夫妻間的分歧:「就是我們對生活的意義和目的的理解上完全是相反的……我認為財產是一種罪惡,而你卻認為是必須的生活條件……」
這樣的精神沖突,使得托爾斯泰也感到不能將著作權留給索菲婭。於是,托爾斯泰立下了被稱為「最後遺囑」的文件。這份遺囑,與第四份大致相同。不過在這段時間里,小女兒薩莎身患重病,能否承當信守遺囑的責任還很難說。所以在遺囑中,托爾斯泰特別加上:「為防萬一,如果我女兒亞歷山德拉·列沃夫娜·托爾斯泰婭先我而死,則上述一切全權委託給我女兒達吉亞娜·列沃夫娜·蘇爾金娜。」
這份遺囑是秘密簽署的。地點在離托爾斯泰家幾里的一片樹林里。三個證人站在邊上,看著托爾斯泰抄錄擬就的文件,時間是1910年7月22日。這種「秘密」方式,當然是想避開妻子索菲婭,但這同樣使托爾斯泰十分痛苦。
幾天之後的7月31日,托爾斯泰又簽署了一份顯然是由契爾特科夫參與擬出的「對遺囑的說明」。這份「說明」著重點「是為了防止其(即著作權)在他死後成為某人的私有財產。」該「說明」重申:他的全部著作……在他死後都不為任何人所私有。任何人只要願意,就可以出版或再版。
不僅如此,該「說明」還要求「全部手稿和文件(包括日記、草稿和信件等等)都交給符·格·契爾特科夫並由他在列夫·尼克拉耶維奇(即托爾斯泰)死後對之進行整理並從中出版他(契爾特科夫)所希望刊登的東西。」這就無形中對前幾次遺囑作了根本性的修改,將這些手稿、文件變成只有契爾特科夫才有權處理的東西。
甚至在財產方面,也變成了由契爾特科夫按托爾斯泰在世時出版作品的原則行事。也就是說,出版所得也應由契爾特科夫處理。「說明」的最後,托爾斯泰簽上了「這份按我的要求所寫的證明准確表述了我的願望,完全同意其內容」的字樣。
因為最後一份遺囑是「秘密」簽署的,托爾斯泰內心也感到不安。不久,老友比留科夫來訪,托爾斯泰告訴了他這件事。比留科夫認為這種做法是不妥的,應當讓全家人都知道後再立遺囑才好。托爾斯泰覺得比留科夫說得對,但又恐怕具體操作起來行不通,事情便拖了下來。
這一拖便永無續期。兩個多月後的12月28日,索菲婭到托爾斯泰書房尋找遺囑的行為,徹底激怒了托爾斯泰。他留下一封信後,便如同他久存的念頭一般——「出走」了。
幾天後,托爾斯泰在一個小火車站逝世。他的著作,後來經過俄羅斯很多人投入心力,陸續整理出版,至今還在世界各地產生廣泛影響,這使得那些操心版權的人多慮了,一場版權風波也隨時光流逝而消散。但是,先前遺囑中的一條被忠實執行了,那就是,托爾斯泰被安葬在離庄園不遠處那神奇、美妙的峽谷邊緣,在白樺和山毛櫸樹的林間,那是他兒時尋找那根有魔力、上面寫有「幸福」秘訣的「小綠棒」的地方。這里沒有墓誌銘,沒有十字架,樸素如晚年的托爾斯泰形象,但卻成為後來幾乎所有藝術家和讀者永誌不忘的地方。因為它盛載有一個偉大的思索、追尋、痛苦、幸福的靈魂,如天空一樣高遠,像大地一樣廣袤……
5. 列夫 托爾斯泰 資料
(1828～1910) 俄國作家。1828年9月9日出生於圖拉省克拉皮文縣的亞斯納亞·波利亞納(今屬圖拉省曉金區)。托爾斯泰家是名門貴族，其譜系可以追溯到16世紀，遠祖從彼得一世時獲得封爵。父親尼古拉·伊里奇伯爵參加過1812年衛國戰爭，以中校銜退役。母親瑪麗亞·尼古拉耶夫娜是尼·謝·沃爾康斯基公爵的女兒。托爾斯泰一歲半喪母，9歲喪父。1841年他的監護人姑母阿·伊·奧斯堅—薩肯去世後，改由住在喀山的姑母彼·伊·尤什科娃監護。於是他全家遷到喀山。
托爾斯泰自幼接受典型的貴族家庭教育。1844年考入喀山大學東方系，攻讀土耳其、阿拉伯語，准備當外交官。期終考試不及格，次年轉到法律系。他不專心學業，迷戀社交生活，同時卻對哲學尤其是道德哲學發生興趣，喜愛盧梭的學說及其為人，並廣泛閱讀文學作品。在大學時代，他已注意到平民出身的同學的優越性。1847年4月退學，回到亞斯納亞·波利亞納。這是他母親的陪嫁產業，在兄弟析產時歸他所有，他的漫長的一生絕大部分時間在這里度過。
回到庄園後，他企圖改善農民生活，因得不到農民信任而中止。1849年4月曾到彼得堡應法學士考試，只考了兩門課就突然回家。是年秋天為農民子弟興辦學校。11月起名義上在圖拉省行政管理局任職，次年12月被提升為十四品文官，實際上卻周旋於親友和莫斯科上流社會之間。但他漸漸對這種生活和環境感到厭倦，1851年4 月底隨同服軍役的長兄尼古拉赴高加索，以志願兵身份參加襲擊山民的戰役，後作為「四等炮兵下士」在高加索部隊中服役兩年半。雖然表現優異，但也有賴親戚的提攜才晉升為准尉。1854年3月，他加入多瑙河部隊。克里木戰爭開始後，自願調赴塞瓦斯托波爾，曾在最危險的第四號棱堡任炮兵連長，並參加這個城市的最後防禦戰。在各次戰役中，看到平民出身的軍官和士兵的英勇精神和優秀品質，加強了他對普通人民的同情和對農奴制的批判態度。
托爾斯泰在高加索時開始創作，在《現代人》雜志上陸續發表《童年》、《少年》和《塞瓦斯托波爾故事》等小說。1855年11月他從塞瓦斯托波爾來到彼得堡，作為知名的新作家受到屠格涅夫和涅克拉索夫等人的歡迎，並逐漸結識了岡察洛夫、費特、奧斯特洛夫斯基、德魯日寧、安年科夫、鮑特金等作家和批評家。在這里他以不諳世故和放盪不羈而被視為怪人，他不喜愛荷馬和莎士比亞也使大家驚異。不久，他同車爾尼雪夫斯基相識，但不同意後者的文學見解。當時德魯日寧等人提倡為藝術而藝術的所謂「優美藝術」，反對所謂「教誨藝術」、實即革命民主派所主張的暴露文學。托爾斯泰傾向於德魯日寧等人的觀點，但又認為任何藝術不能脫離社會生活。至1859年，他同《現代人》雜志決裂。
1856年底以中尉銜退役。次年年初到法國、瑞士、義大利和德國游歷。法國的「社會自由」博得他的贊賞，而巴黎斷頭台一次行刑的情景則使他深感厭惡。在瑞士看到英國資產階級紳士的自私和冷酷，也激起他很大的憤慨。但這次出國擴大了他的文學藝術的視野，增強了他對俄國社會落後的清醒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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