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共享经济平台涉税

‘壹’ 电子商务的税务问题有那些方面

1. 源头采集：推进电子商务的税收登记和纳税申报
税收数据的收集对于解决大数据时代的电子商务税收征管问题至关重要，相应纳税主体必须在涉税信息的供给中承担相应的义务。在此方面，我国应当依据相关信息流、现金流和货物流来明确纳税主体、征税对象的性质、纳税期限和地点，通过完善电子商务税务登记，规范电子发票发行，减少偷逃税现象，深化电子税务稽查工作。尤其是在信息的源头监管领域，必须做好税收登记工作，鼓励纳税人自主申报相关涉税信息。
首先，我国应不断建立和完善相关法律，在未来的《电子商务法》、《电子商务税收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当中明确电子商务服务商协助税务机关处理涉税信息的义务，并对它们协助税务机关进行涉税信息管理提供明确的规则指引，要求纳税人在办理了上网交易手续之后必须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电子商务的税收登记，取得专门的税务登记号。与此同时，税务机关则应对纳税人申报有关网上交易事项进行严格审核，逐一登记，并通过税务登记对纳税人进行监督和治理。其次，还应做好税务登记的公示工作，尽可能多地公开原始数据，以方便公众在网上查询相关信息。以广东省地税局为例，目前该省地税局正依托大数据平台逐步推动透明税务局的建设，公众在网上既可以查盯纳模询广东全省税收总收入、分地区分税种收入，也可以查询企业缴税情况、个人所得税、社保费、欠税公告、纳税信用等级、电子发票查验、纳税人状态等数据。[可见，不断推动税务信息的“透明化”是提高纳税人遵从的重要方式。在具体公示方法上，则可以采取这样的做法：对于自建网站开展电子商务活动的企业，可以要求其将税务登记在网站上永久展示；对于利用第三方专用电子商务网站开展电子商务活动的企业，则应要求在商家介绍处展示税务登记信息，推行实名制个人电子商务经营等，完善电子商务条件下的税务登记制度。最后，在大数据时代，还应不断加强对纳税人自主申报的制度激励。当前，我国纳税人自行申报的制度依旧不完善，根据《个人所得税自行纳税申报办法（试行）》的规定，只有年收入12万以上的纳税人才适用自行申报制度，其他纳税人缴税依然依托税务机关的“检查”来进行征收，这就带来了畸高的税收征管成本。因此，我国应不断推进以“行政强制力为支撑”的税收征管向茄纯以“纳税人自行申报、自行遵从”为支撑的税收征管模式改进，通过推动税收立法制度改革来激励纳税人自行申报纳税信息，最终促使纳税人自觉、诚信纳税。[14]
2. 即时追踪：建立电子商务的税收代征与数据交换制度
电子商务通常会改变传统商务的交易形式及交易内容，例如将有形产品变为无形产品，将文字服务转变为数字化信息服务等，因此，与传统交易相比，电子商务交易将由于“中间环节”的缺失而无法监测到具体交易信息，进而造成税基的日渐缩小甚至消失。加上网络交易的电子化和网络银行的出现，税务机关在查清供货途径和货款来源时难以明确是应当征税还是免税，也带来了电子商务与传统商务中纳税人税负的不公平。有鉴于此，我们应当从搭建“中间桥梁”，推进电子商务税收的法定“代征”制度以及不断加强税收数据的信息共享和交换制度入手，不断强化电子商务税收的征管。
第一，应逐步建立起电子商务领域的法定“代征”制度。当下，我国电子商凯缓务征税之所以举步维艰，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税收来源的难以监控。以C2C模式为例，每一个网络交易平台都会推出自己的电子商务支付信息，以此作为第三方来管理支付结算，以确保电子支付的方便与安全。在这种模式下，处于“中间位置”的第三方支付平台反而容易对个人网店的经营规模、账目往来信息以及交易额等信息轻易地掌控。因此，我们可以依据网络支付第三方掌握的特点，建立由网络支付平台（支付宝、财付通、快钱支付、网上银行）进行代缴代征税款的法定机制，由税务主管机关依法委托相关的网络支付平台代征有关供货方，特别是无税务登记的供货方从事网络交易的税费，以解决征税难的问题。[15]具体操作上，我们可以以淘宝为例，将第三方代缴电子商务税收的流程规范如下：由买家在购买货物后付款给支付宝，等确认买家收货后，直接将支付宝中的税款进行扣缴。
第二，应逐步推动电子发票在网络交易中的使用。电商交易在更新了交易模式的同时，也使我国传统“以票管税”的征管模式受到了冲击，在此背景下，以信息为载体的电商交易亟须通过“电子发票”这种新的发票样式来进行管理。电子发票正是信息时代发票形态及服务管理方式变革的新产物，它是储存信息系统的电子记录信息，采用的是全新的无纸化发票形式。它的推出打破了网络交易没有发票的“潜规则”，既为电子商务交易的公平性和安全性奠定了基础，也填补了发票管理与税收管理的空白。借助电子发票的使用，税务机关可以对发票的流转、贮存、查验、比对进行全方位的管理，进而能够实时掌控相关电子商务的交易信息，发挥电子商务的税收集聚效应，因此，我国应在当前电子发票大力试点的背景下，推广电子发票在电子商务交易中的使用。 第三，应着力推动大数据时代的信息共享机制建设。伴随着科技与信息化的发展，信息共享成为大数据时代的必然趋势和选择，税收数据作为大数据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必须加强“信息管税”建设，推动电子商务的税收征管。正如电子商务需要第三方支付平台一样，税收征管同样需要第三方辅助平台，在我国，税收征管辅助平台主要是“中国税收征管信息系统（CTAIS）”。然而，尽管该系统已在全国大部分省市上线成功，涉及的税收收入占全国的70%，但现有的许多数据流程依然流于表面，无法发挥该系统在电子商务税收征管中的优势。有鉴于此，在大数据时代，税务部门必须在确保数据可获取的前提下加强信息化建设，尽早实现在网上与银行、海关、网上商业用户的数据连接，对企业的生产和交易活动数据进行有效地监控，推动信息核查、监控的“网络化”。在跨境电子商务领域，还应尽早与国际互联网实行全面连接，达成税收交换与纳税遵从协定，通过与各国税务局的网上合作，防止电子商务领域的税收流失，打击逃税、漏税。
3. 后续监管：建立电子商务税收数据的风险评估与管理机制
为防止“信息偏在”和增强税收数据的确定性，我国还应在纳税人自主申报和法定代征的基础上，积极开展电子商务数据分析、比对，做好税收数据的风险评估和管理。首先，税务机关应当建立网络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有效关联，将电子商务企业纳入省局预警评估系统，定期发布风险预警信息，将电子商务纳入正常的税源监控范围，进一步减少税收流失。其次，作为信息管理的主管机关，税务机关在信息处理过程中，应当遵守“正当程序原则”，采用科学、合理的管理程序与管理方法，以避免信息和相关数据在管理的过程中遭到篡改和扭曲。对此，为了既方便税务机关使用相关涉税信息，又方便利益相关方查询相关信息，可以在大数据的管理中引入加密的设置，为税务机关和利益相关方提供密钥或解密的技术支撑，以防止信息受到非法查询、篡改或删除。最后，法律责任是制度实施的保障，在大数据的平台之下，如果税务机关违反了相关涉税信息管理保密义务而对电子商务领域纳税人的信息进行违法披露的，应当承担相关的行政责任，且应当对纳税人所造成的损失进行合理的行政赔偿；而如果是税务机关之外的第三方非法披露和侵犯纳税人的涉税信息的，则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侵权责任，以弥补对纳税人合法权益所造成的损害。

‘贰’ 共享经济平台是税后的吗还是税前

税后的。个税APP里的申报数据是税前的。会出现一部分差额。差额是代扣代缴个税。

‘叁’ 共享经济谁开票,开什么内容

共享经济的倡导者包括平台、房东、房客和化解社会矛盾的部门等。按照财政政策，除了特定行物虚业外，社会组织、个人和企业需向国家缴纳一定税金。目前，共享经济的税法框架正在不断建设中，如何开票和开具发票需要根据具体情况而异。总体来说，需要根据罩模燃税法规码灶定，确定可开票项目的明细、税率和价值等关键信息。具体如何开票及开具的内容等，建议咨询相关协会或特定领域的律师或会计师。

‘肆’ 软件企业“互联网”营销有哪些涉税风险

以下内容来自权威机关：

税务机关在对某互联网公司T公司开展检查时发现，T公司实际是一家软件企业，主要经营民用软件，范围涵盖网络社交服务、广告服务和网络游戏等，其营利方式是向终端用户提供互联网下载渠道，在用户下载软件后通过互联网提供有偿服务，其性质属于增值电信服务。

所谓增值电信服务，是指利用公共网络基础设施提供附加的电信与信息服务业务，其实现的价值使原有基础网络的经济效益或功能价值增加。根据2008年修改后的《外商投资电信企业管理规定》第六条第二款规定，经营增值电信业务（包括基础电信业务中的无线寻呼业务）的外商投资电信企业的外方投资者在企业中的出资比例，最多不得超过50%.而T公司是外商独资企业，无法取得经营增值电信服务的行政许可，不能直接向消费者提供包括广告服务、网络游戏等在内的增值电信服务服务。为绕过这一限制，T公司所属的集团公司由其部分股东（均系中国公民）在境内成立多家持有对外提供增值电信服务行政许可牌照的内资企业（以下简称“牌照公司”）并安排T公司与这些牌照公司签订一系列合约安排，使T公司能够有效控制牌照公司的经营决策并在实质上享有牌照公司的经营成果。

这种基于协议控制而非股权控制的架构被称为“VIE（VariableInterestEntities或”可变利益实体“）架构”。根据T公司与牌照公司签订的框架协议，T公司作为开展软件研发和市场推广的主体提供互联网增值电信服务应用内容，牌照公司提供增值电信业务运营平台，合作提供服务取得的收入由牌照公司统一收取，之后双方按一定比例结算分成（见下图），其中70%以上归T公司所有。

税务机关在检查中发现，T公司发布在牌照公司业务运营平台（即网站）的软件均可无偿下载使用，且根据牌照公司网站与消费者在安装软件时签订的电子版《服务协议》，对于用户下载的软件，纳棚森作为软件着作权人的T公司给予用户一项个人的、不可转让及非排他性的许可。消费者使用时需要接受T公司的有偿服务以延长使用期、拓展软件功能和享受个性化定制服务。

一、涉税风险产生的原因

根据合作协议，T公司从牌照公司取得分成收入后向牌照公司开具了增值税专用发票，其中对部分来自网络社交的个性化定制软件和网络游戏软件取得的分成收入，发票开具品名为“软件销售”，税率为17%。上述软件均取得省级软件产业主管部门认可的软件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证明材料和件产业主管部门颁发的《软件产品登记证书》，以及着作权行政管理部门颁发的《计算机软件着作权登记证书》。T公司因此享受了实际税负超过3%的部分即征即退的增值税优惠政策。

牌照公司取得上述软件产生的收入时，开具品名为“增值电信服务”的发票，并适用6%税率申报增值税应税销售收入，但可以根据从T公司取得的发票抵扣17%的进项税，造成销项税额与进项税额倒挂（见下图）：

假设牌照公司取得含税收入为R，T公司的收入分成比例为r，则集团总体应缴纳增值税=牌照公司应交增值税+T公司洞亩应交增值税=〔R/（1+6%）×6%-R/（1+6%）×r/（1+17%）×17%〕+R/（1+6%）×r/（1+17%）×3%，经计算，如果T公司的收入分成比例r>50.14%，集团总体的增值税负担为负值。例如，假定T公司的收入分成比例为70%，牌照公司取得100万元含税收入，则：1.不含税收入=100/（1+6%）=94.33万元，销项税额=94.33×6%=5.67万元。2.T公司取得的含税分成收入=94.33×70%=66.04万元。不含税收入=66.04/（1+17%）=56.44万元，销项税额=56.44×17%=9.6万元。3.牌照公司应交增值税=5.67-9.6=-3.93万元，T公司最高应交增值税=56.44×3%=1.69万元，超出部分可以享受即征即退优惠。从T集团公司整体的视角看，每取得100万元含税收入增加的增值税负担=-3.93+1.69=-2.24万元，税负率=-2.24/〔100-（-2.24）〕×100%=-2.2%。

检查人员对T公司享受即征即退优惠政策，导致集团整体增值税税负为负值的合理性存在质疑，认为T公司与牌照公司的交易不属于软件销售，不符合享受税收优惠的条件。T公司则认为：该公司将5种软件产品销售给牌照公司，由牌照公司使用5种软件产品向终端用户提供增值电信服务，和樱因此T公司向牌照公司开具“软件销售”发票并享受即征即退税收优惠是合理的。

二、现行税收政策法规解读

对于T公司的收入分成是条件的问题，检查人员认为应当首先从现行税收政策法规中寻找关于此项优惠的法律依据。现行增值税暂行条例及实施细则中没有关于软件销售收入增值税税收优惠的规定，此方面政策详见于：

1.《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软件产品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1］100号）第一条：“（一）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销售其自行开发生产的软件产品，按17%税率征收增值税后，对其增值税实际税负超过3%的部分实行即征即退政策”；第三条：“满足下列条件的软件产品，经主管税务机关审核批准，可以享受本通知规定的增值税政策：1．取得省级软件产业主管部门认可的软件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证明材料；2．取得软件产业主管部门颁发的《软件产品登记证书》或着作权行政管理部门颁发的《计算机软件着作权登记证书》”。

2.《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增值税若干政策的通知》（财税［2005］165号）第十一条：“（二）纳税人销售软件产品并随同销售一并收取的软件安装费、维护费、培训费等收入，应按照增值税混合销售的有关规定征收增值税，并可享受软件产品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对软件产品交付使用后，按期或按次收取的维护、技术服务费、培训费等不征收增值税”。“营改增”之后，软件产品交付使用后，按期或按次收取的维护、技术服务费、培训费等纳入“信息技术服务”中的“软件服务”，适用6%税率。但不能享受增值税即征即退税收优惠。

综上可见，享受软件销售收入增值税税收优惠的条件为：

1.软件系自行开发生产；

2.享受优惠的纳税人具有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

3.取得省级软件产业主管部门认可的软件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证明材料；

4.取得软件产业主管部门颁发的《软件产品登记证书》或着作权行政管理部门颁发的《计算机软件着作权登记证书》的要求；

5.享受优惠的应税收入属于软件销售收入或随同销售一并收取的软件安装费、维护费、培训费等收入。

本案中，T公司满足第1-4项条件。因此，T公司能否享受增值税税收优惠取决于其取得的分成收入是否满足第5项条件。

三、T公司软件收入的性质

（一）软件销售区别于销售普通货物的特点

按照财税［2011］100号文件的定义，软件是信息处理程序及相关文档和数据。软件产品包括计算机软件产品、信息系统和嵌入式软件产品。与普通商品相比，软件产品具有如下特殊性：

1.软件产品属于增值税应税范围的“有形动产”，但同时也是软件着作权的载体，是软件着作权的复制品。这一点与图书、音像制品类似。

2.软件的开发和制作是一个统一的过程，软件开发完成后，剩余工作就是复制软件产品，对软件本身不再有生产制造活动，因此没有生产成本，缺少可用于抵扣进项税额的购进项目。如果适用17%税率则软件开发企业将承担很高税负，因此才规定税负超过3%的部分可以即征即退。

3.软件产品是非消耗物，不会因使用而产生损耗，但是可能受到使用期、功能和安全等方面限制，使用中需要不断维护。因此，后续软件服务是软件企业的重要收入来源，而且容易和软件销售收入相混淆。

4.软件产品本身可以附着于有形载体（如光盘、嵌入式软件设备），也可以不附着于有形载体，通过占用计算机虚拟储存空间而存在。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不附着于有形载体的计算机软件越来越多，特别是具有娱乐、社交性质的家用软件尤其如此。

由于软件产品具有以上性质，因此软件销售和普通货物销售相比也有其独有的特点：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着作权法》第三条规定，计算机软件属于享有着作权的作品。根据《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第八条规定，计算机软件着作权的各项权能包含了复制权和发行权。因此销售软件产品不但包含有偿转让软件复制品行为，还包括了着作权人行使软件复制权和发行权的行为和授权购买者使用软件的行为。但是，软件销售不涉及转让软件着作权。

2.购买方取得软件复制品的所有权，根据此项所有权可以使用软件。但是销售方可以限制购买方使用软件的方式、期限和附加其他条件，也可以只允许购买方使用软件的部分模块和权能。而销售普通货物，购买方不受此项限制。

3.软件销售的销售方式比普通货物销售灵活，对于不附着于有形载体的软件，交易过程不存在实物交付，而在计算机虚拟储存空间中通过复制或下载完成（如互联网下载），复制或下载完成后，着作权人可以通过出售注册代码等方式实现销售收入，如果下载者无意使用，即使下载也不会注册。因此，软件销售取得收入的时点与软件产品所有权转移的时点无任何关系，销售方也不会以软件产品在网络的下载量，而是以实际收取的授权购买者使用软件的费用为确认收入的依据。

（二）软件销售即征即退优惠政策存在的涉税风险

软件销售即征即退优惠政策带来的涉税风险主要体现为扩大软件销售即征即退优惠政策适用范围。产生这一风险的原因是：

1.软件业属于轻资产知识密集型产业，自主开发软件的企业无论销售软件或为购买软件的企业提供服务，主要投入的都是智力资源而非原材料和大型设备，但是目前软件销售适用优惠政策后的适用税率为17%，实际税负最高为3%，而软件服务适用税率为6%，由于缺少可以抵扣的进项税额，其实际税负接近适用税率，导致软件服务的实际税负比软件销售高出近一倍，因此软件企业具有将软件服务混入软件销售收入享受即征即退优惠的动机。

2.对于下游企业，在支付同等费用的前提下，如果取得品名为“软件销售”的发票，可以抵扣17%的进项税额，而取得品名为“软件服务”的发票，只能抵扣6%的进项税额，前者的可抵扣税额是后者的2.57倍，因此软件企业将软件服务收入混入软件销售收入对下游企业是有利的。

3.软件销售与伴生的后续服务，包括安装、咨询、延续使用期、测试和维护等多方面有密不可分的联系。为软件企业混淆收入性质提供了便利。

（三）软件销售与软件服务的区别

软件产品的特殊性决定了软件销售行为与软件服务行为不易区分。从民法视角分析，如果一项交易行为属于销售，意味着购销双方达成并履行买卖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30条规定，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因此，在销售过程中一定存在两项行为：1.出卖人转移标的物所有权；2.买受人支付价款，此项价款是取得标的物所有权的对价。在软件销售中，标的物是软件产品，即作为软件着作权载体的复制品。

软件服务行为与软件销售行为的区别在于：提供软件服务不涉及转让软件复制品的所有权，而是向已经取得软件复制品所有权的用户提供有价值的软件咨询、测试、维护等活动。

本案中检查人员对T公司“将软件销售给牌照公司”的说法有所质疑的理由是：第一，如果T公司的确向牌照公司销售了软件产品，则牌照公司是软件合法复制品的所有人，根据《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第16条对软件的合法复制品所有人权利的限制，复制品不得通过任何方式提供给他人使用，未经该软件着作权人许可，也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提供修改后的软件。因此牌照公司不能将此项软件复制品在提供他人使用。然而现实是T公司软件可以在牌照公司网站上由终端用户免费下载，T公司又未许可牌照公司行使着作权中的发行权或将着作权转让给牌照公司，因此牌照公司不是软件合法复制品所有人。第二，根据T公司与牌照公司的合作协议，牌照公司不是使用T公司开发的软件对外提供服务，而是由终端用户在其网络平台上免费下载软件并占有、使用。因此软件复制品的所有权应归属于用户而不是牌照公司。T公司向牌照公司开具品名为“软件销售”的发票不符合双方协议约定。第三，软件最终使用者是终端用户，但牌照公司对用户开具发票品名为“增值电信服务”而非“软件销售”，此项证据可以证明在牌照公司与终端用户之间没有发生软件产品所有权转移。事实上软件产品所有权转移发生在T公司和终端用户之间，牌照公司自始至终不享有软件产品的所有权。牌照公司向T公司支付分成收入的目的不是从T公司取得软件产品的所有权，而是与T公司合作对外提供服务的分成。

基于以上三点理由可以判断，T公司未将软件产品的所有权转移给牌照公司，不应向牌照公司开具品名为“销售软件”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也即不应享受相关的增值税税收优惠。

如果终端用户从牌照公司的网络平台上下载T公司软件后使用时或试用后需要付费注册，以享有使用软件的权利，则属于软件销售行为，但是在已经注册后终端用户向T公司支付费用不属于软件销售费用，因为销售行为已经在注册时完成了。

四、T公司和牌照公司正确的发票开具内容和增值税的计算

根据上文分析，参照T公司与牌照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双方系合作向终端用户提供服务并取得各自的收入分成，在T公司单方面向终端用户赠予软件产品所有权和授予软件产品使用权后，T公司和牌照公司与终端用户的每一次交易实质上包含两项内容：1.牌照公司向用户提供下载T公司软件和获取T公司软件服务的网络平台并取得收入，属于增值电信服务；2.T公司为用户提供软件功能拓展、升级维护和延续使用期、进行个性化定制的服务并取得收入，属于软件服务。T公司与牌照公司均适用6%的增值税税率，且二者应各自向用户开具发票。

实务中，T公司不向终端用户开具发票，而是牌照公司首先向用户收取全部费用，再向T公司按合作协议约定的比例分成，则T公司在取得分成收入时可以向牌照公司开具品名为“软件服务”的发票，由牌照公司向终端用户开具品名包含“软件服务”和“增值电信服务”两项内容的发票。

仍假定T公司的收入分成比例为70%，牌照公司取得100万元含税收入，如果T公司与牌照公司分别向终端用户开具发票，则：1.由于“软件服务”与“增值电信服务”的税率均为6%，则T公司应确认不含税收入=100×70%/（1+6%）=66.04万元，应交增值税=66.04×6%=3.96万元。2.牌照公司应确认不含税收入=100×30%/（1+6%）=28.3万元，应交增值税=28.3×6%=1.7万元。从T集团公司整体的视角看，每取得100万元含税收入增加的增值税负担=3.96+1.7=5.66万元，税负率=5.66/（100-5.66）×100%=6%，与T公司实际享受软件销售即征即退税收优惠的情形相比，集团整体税负率相差=6%-（-2.2%）=8.2%。

如果仅由牌照公司向终端用户开具发票，T公司根据分成收入向牌照公司开票，则T公司与牌照公司的税收负担均不变，但是牌照公司需按照T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进项税额，否则集团整体税负率可能高于6%.承上例，T公司应确认不含税收入为66.04万元，销项税额3.96万元；牌照公司开具发票时，应分作两项，“软件服务”不含税收入仍为66.04万元，“增值电信服务”不含税收入为28.3万元，合计94.34万元，销项税额5.66万元。如果T公司向牌照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则可以抵扣进项税额3.96万元，否则不得抵扣。

五、总结和建议

从2000年开始，国家对企业销售自主开发的软件给予即征即退优惠。此项政策本意是减少软件企业因缺少可抵扣进项税的购进内容而承担的税收负担，为鼓励软件企业发展以超税负返还的形式提供政府补助。当时互联网尚未普及，网络传输能力不足，除少数占用存储空间小、功能单一的家用软件之外，软件销售的主要业态是借助有形载体（如光盘）或嵌入式软件设备。这种销售模式下软件销售以软件载体交付使用为标志，因此软件销售收入与软件服务收入较易辨别，软件企业不易将软件服务收入混入软件销售收入，涉税风险仍然较容易控制。

但是从本案来看，随着互联网功能不断增强和受众扩大，软件产业的经营模式呈现两个趋势：一是除了一些大型的，需要专业知识支持的商用软件和嵌入式软件，绝大部分软件，无论商用软件还是家用软件，都可以通过互联网下载和使用，而无需借助实际载体销售，所以软件企业正在从传统销售软件载体为主转向利用互联网平台推销并诱导用户下载为主；二是由于市场竞争原因，消费者更青睐免费下载使用的软件，为迎合消费者，越来越多的软件企业从传统的销售软件取得收入营利的方式改为提供免费下载让用户使用，培养用户使用自己软件的习惯，之后通过提供软件服务以获利的方式，这种营销策略的改变在娱乐、社交、电子商务、终端设备安全管理应用软件等方面表现的最为明显。

软件产业经营模式的上述变化带来的结果是：1.软件企业越来越依赖互联网作为营销平台；2.软件销售不再以软件载体交付使用为标志，因此软件销售收入与软件服务收入难以辨别；3.软件销售收入在全部软件相关收入中的比例相对下降，软件服务成为软件企业，特别是依托互联网开展营销软件企业的主要收入。由于软件服务收入与软件销售收入的税收待遇相差巨大，软件企业将软件服务收入混入软件销售收入的动机更加强烈。

因此，以鼓励软件产业发展为目的的软件销售即征即退优惠政策也应当因应软件产业与互联网结合日趋紧密的趋势而在以下方面有所修正：

第一、目前软件销售即征即退税收优惠的文件依据仅有规范性文件，法律级次太低。随着新《行政诉讼法》即将于2015年5月1日生效，司法机关将有权根据行政相对人要求审查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只有将税收优惠政策上升到规章和法律法规层面才能维护税法的安定性和严肃性。

第二、此项优惠政策对何为“软件销售”没有明确定义，为纳税筹划留下了空间。以本案为例，互联网企业T公司将软件服务收入作为软件销售收入，在仅承担3%税负的同时，其下游关联企业，即牌照公司可以按照T公司开具的发票抵扣17%的进项税额，从控制这两家企业的集团整体计算，增值税负担为负值，严重有违税收公平原则。因此税收立法如要保留软件销售即征即退优惠，就必须对何为“软件销售”作出解释。事实上，从民法角度来看，软件销售是在不转让软件着作权的前提下转移软件复制品的所有权给购买者，并授予购买者使用软件的权利，购买者因获得软件复制品的所有权和软件使用权而支付对价的行为，双方达成一项属于双务合同的买卖合同，均需履行义务。

第三、增值税的抵扣链条的一个重要规则是：受票企业可以抵扣的进项税额不应大于开票企业申报的销项税额，“销方少交税，购方少抵扣；销方多交税，购方多抵扣”。软件销售的适用税率17%与软件服务适用税率6%差异过大，导致下游企业愿意取得品名为“软件销售”的专用发票以多抵扣税款；而开票企业开具“软件销售”发票虽然也按不含税销售额的17%申报销项税额，但是在享受即征即退优惠后实际税负率3%反而低于开具“软件服务”发票的实际税负率，实质上产生了“销方少交税，购方多抵扣”，有违增值税抵扣链条的规则。为破解这一困局，税收立法可以将软件销售即征即退优惠改为13%低税率优惠或允许软件销售适用6%简易征收优惠，使开票企业实际需缴纳税款的销项税额与下游企业实际可抵扣的进项税额相等。

第四、软件销售增值税即征即退优惠政策已经实施多年，但目前政策执行中，有的税务人员对政策理解有偏差，满足于对企业享受优惠政策的申请进行形式审查，认为只要符合财税［2011］100号文件第三条，取得省级软件产业主管部门认可的软件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证明材料和件产业主管部门颁发的《软件产品登记证书》或着作权行政管理部门颁发的《计算机软件着作权登记证书》，就可以享受即征即退优惠，忽略了对交易行为实质是否属于软件销售的审核。实际上100号文件第三条只是交易行为享受即征即退优惠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只有确实转移软件产品所有权并因此从购买者取得收入的交易行为才能享受即征即退优惠政策。

为了防止软件企业将实质上属于软件服务性质的收入混入软件销售收入，税收立法应当针对软件销售即征即退优惠政策制定严格的审核流程，审核范围不但包括软件本身是否符合申请优惠的条件，还应包括与该软件相关的收入的性质，对于软件收入究竟来自销售还是服务，不能仅以发票开具品名或合同形式为判断依据，而应当以交易本身的民事法律关系为基础进行判定：

1.销售方是否转移软件复制品的所有权给购买者并授权购买者使用软件；

2.销售方取得的收入是否是购买方因为取得软件复制品所有权和软件使用权而支付的对价。两项条件之一不成立，就不属于软件销售。以本案为例，通过互联网免费下载使用软件不属于软件销售，因为下载者没有支付对价；至于日后下载者为了更好的使用软件而向软件提供方支付费用，显然属于软件服务范畴。税务机关只有对软件销售与软件服务作出严格区分，才能引导企业更规范的享受税收优惠，防止企业利用税收优惠政策扭曲增值税抵扣链条和损害国家利益。

‘伍’ 最新税法对网络销售涉税有哪些规定

2017最新税收新政策规定内容细则

1、增值税普通发票需要填写购买方纳税人识别号

《关于增值税发票开具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7年第16号）规定，自2017年7月1日起，购买方为企业的，索取增值税普通发票时，应向销售方提供纳税人识别号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销售方为其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时，应在“购买方纳税人识别号”栏填写购买方的纳税人识别号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不符合规定的发票，不得作为税收凭证。

2、销售平台系统要与增值税发票税控系统后台对接

《关于增值税发票开具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7年第16号）规定，自2017年7月1日起，销售方开具增值税发票时，发票内容应按照实际销售情况如实开具，不得根据购买方要求填开与实际交易不符的内容。销售方开具发票时，通过销售平台系统与增值税发票税控系统后台对接，导入相关信息开票的，系统导入的开票数据内容应与实际交易相符，如不相符应及时修改完善销售平台系统。

3、简并增值税税率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简并增值税税率有关政策的通知》（财税〔2017〕37号）规定，自2017年7月1日起，13%的增值税税率简并为11%。纳税人销售或者进口下列货物，税率为11%：农产品（8.820， -0.19， -2.11%）（含粮食）、自来水、暖气、石油液化气、天然气、食用植物油、冷气、热水、煤气、居民用煤炭制品、食用盐、农机、饲料、农药、农膜、化肥、沼气、二甲醚、图书、报纸、杂志、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

4、购进农产品抵扣方法调整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简并增值税税率有关政策的通知》（财税〔2017〕37号）规定：自2017年7月1日起，纳税人购进农产品，按下列规定抵扣进项税额：

（1）纳税人购进农产品，取得一般纳税人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或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的，以增值税专用发票或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上注明的增值税额为进项税额;

（2）从按照简易计税方法依照3%征收率计算缴纳增值税的小规模纳税人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以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的金额和11%的扣除率计算进项税额;

（3）取得（开具）农产品销售发票或收购发票的，以农产品销售发票或收购发票上注明的农产品买价和11%的扣除率计算进项税额。

纳税人从批发、零售环节购进适用免征增值税政策的蔬菜、部分鲜活肉蛋而取得的普通发票，不得作为计算抵扣进项税额的凭证。

所称销售发票，是指农业生产者销售自产农产品适用免征增值税政策而开具的普通发票。

（4）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期间，纳税人购进用于生产销售或委托受托加工17%税率货物的农产品维持原扣除力度不变。

加计扣除农产品进项税枯碧额=当期生产领用农产品已按11%税率（扣除率）抵扣税额÷11%×（简并税率前的扣除率-11%）

5、部分货物的出口退税率调整为11%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简并增值税税率有关政策的通知》（财税〔2017〕37号）规定：自2017年7月1日起，部分货物的出口退税率调整为11%。财税〔2017〕37号附件2所列货物的出口退税率调整为11%。出口货物适用的出口退税率，以出口货物报关单上注明的出口日期界定。外贸企业2017年8月31日前出口本通知附件2所列货物，购进时已按13%税率征收增值税的，执行13%出口退税率;购进时已按11%税率征收增值税的，执行11%出口退税率。生产企业2017年8月31日前出口本通知附件2所列货物，执行13%出口退税率。出口货物的时间，按照出口货物报关单上注明的出口日期执行。

6、个人购买符合规定的商业健康保险产品的支出扣除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保监会关于将商业健康保险个人所得税试点政策推广到全笑败派国范围实施的通知》（财税〔2017〕39号）：自2017年7月1日起，个人购买符合规定的商业健康保险产品的支出可在个人所得税法规定减除费用标准之外限额扣除。

对个人购买符合规定的商业健康保险产品的支出，允许在当年（月）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予以税前扣除，扣除限额为2400元/年（200元/月）。单位统一为员工购买符合规定的商业健康保险产品的支出，应分别计入员工个人工资薪金，视同个人购买，按上述限额予以扣除。

适用商业健康保险税收优惠碰贺政策的纳税人，是指取得工资薪金所得、连续性劳务报酬所得的个人，以及取得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对企事业单位的承包承租经营所得的个体工商户业主、个人独资企业投资者、合伙企业合伙人和承包承租经营者。

7、使用印有本单位名称的增值税普通发票（卷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使用印有本单位名称的增值税普通发票（卷票）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7年第9号）规定，2017年7月1日起，纳税人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及其实施细则要求，书面向国税机关要求使用印有本单位名称的增值税普通发票（卷票），国税机关按规定确认印有该单位名称发票的种类和数量。纳税人通过增值税发票管理新系统开具印有本单位名称的增值税普通发票（卷票）。

发票代码的第8-10位代表批次，由省国税机关在501-999范围内统一编制。

8、资管产品增值税政策执行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资管产品增值税政策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财税〔2017〕2号 ）规定，2017年7月1日（含）以后，资管产品运营过程中发生的增值税应税行为，以资管产品管理人为增值税纳税人，按照现行规定缴纳增值税。

9、增值税专用发票认证期限延长至360日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明确营改增有关征管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7年第11号 ）规定：自2017年7月1日起，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取得的2017年7月1日及以后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和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应自开具之日起360日内认证或登录增值税发票选择确认平台进行确认，并在规定的纳税申报期内，向主管国税机关申报抵扣进项税额。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取得的2017年7月1日及以后开具的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应自开具之日起360日内向主管国税机关报送《海关完税凭证抵扣清单》，申请稽核比对。

纳税人取得的2017年6月30日前开具的增值税扣税凭证，仍按《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增值税扣税凭证抵扣期限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617号）执行。

10、创业投资企业和天使投资个人有关税收试点政策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创业投资企业和天使投资个人有关税收试点政策的通知 》（财税〔2017〕38号）号：创业投资企业和天使投资个人有关税收试点政策中，其中有限合伙制创业投资企业（以下简称合伙创投企业）采取股权投资方式直接投资于初创科技型企业满2年的，涉及个人所得税政策自2017年7月1日起试点执行。

11、《国家税务总局制定税收规范性文件制定管理办法》

为了规范税收规范性文件制定和管理工作，落实税收法定，促进税务机关依法行政，保障税务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国家税务总局出台《国家税务总局制定税收规范性文件制定管理办法》自2017年7月1日起施行。

12、金融机构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

《金融机构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令2016年第3号）规定，金融机构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自2017年7月1日起施行。

13、《非居民金融账户涉税信息尽职调查管理办法》

国家税务总局等六部委联名发布了《非居民金融账户涉税信息尽职调查管理办法》规定，从今年7月1日起实施，要求：金融机构必须在2017年年底前完成对存量个人高净值账户尽职调查、在2018年年底前完成对存量个人低净值账户和全部存量机构账户的尽职调查。

14、《2017年关税调整方案》

2016年12月23日，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发布通知称，《2017年关税调整方案》规定，自2017年7月1日起实施第二次降税;自2017年1月1日起对822项进口商品实施暂定税率，自2017年7月1日起，将实施进口商品暂定税率的商品范围调减至805项;对铬铁等213项出口商品征收出口关税，其中有50项暂定税率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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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多边税收征管互助公约》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多边税收征管互助公约》生效执行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6年第4号）明确，我国于2013年8月27日签署了《多边税收征管互助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并于2015年7月1日由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2015年10月16日，我国向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交存了《公约》批准书。根据《公约》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公约》将于2016年2月1日对我国生效，自2017年1月1日起开始执行。《公约》可以使我国与国外信息沟通渠道更加畅通，各国税务机关更容易通过磋商达成税收政策的一致，由此营造公平透明的税收环境，并降低被双重征税的可能。

‘陆’ 利用共享经济平台有效降低税负的基本原理

利用共享经济平台有效降低税负的基本原理：一般纳税人企业选择业务外包将发放给自由职业者的佣金，利用业务外包的形式外包给智惠薪灵活用工。

再与智惠薪灵活用工平台签订合作协议，并且按照智惠薪的税务筹划解决方案，可获得智惠薪开具6%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进行抵扣皮昌，这个也是智惠薪降低企业增值税税负的一世握袭个方法，这样整体税负率就比较低。

行情分析

企业需要不要缴税要看只要企业盈利，就要交税，而很多企业到了结算时，就发现可用的搜兄成本没有多少，归根结底，企业没有发票，很难列支成本，需要多交税收，成本太高。

比如共享经济平台公司、保险代理公司，主要是共享经济平台人员工资支出，并没足够的成本票入账；公司代理员工太多，费用支出拿不回票、合作方不愿意开票等等。

‘柒’ 共享经济纳税数据怎么查

为了科学有效地加强我国共享经济税收治理，有关部门有必要李哪建立健全共享经济税收治理体系、加大税收监管力度、完善涉税信息管理机制和在线自主申报机制亩扰悄。我国可通过适时完善现行税制来推进共享经济的税收治理工作。无论是在现行税收征管法制体系之下，还是在建立健全共享经济税收征管法制体系之后，税务部门都应秉持税收公平原则及其强制性征管特征，加大对共享经济税收征管工作的法制宣传迅渣、监督管理和违法惩治力度。

‘捌’ 三部委：互联网平台企业问题必须严肃整治

4月13日，市场监管总局会同中央网信办、税务总局召开互联网平台企业行政指导会。会议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部署，肯定了平台经济的积极作用，分析存在的突出问题，要求充分发挥阿里案警示作用，明确提出互联网平台企业要知敬畏守规矩，限期全面整改问题，建立平台经济新秩序。
会议指出，我国平台经济总体态势向好。但在快速发展中风险与隐患也逐渐累积，危害不容忽视，依法规范刻不容缓。强迫实施“二选一”、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掐尖并购”、烧钱抢占“社区团购”市场、实施“大数据杀熟”、漠视“假冒伪劣”、“信息泄露”以及实施涉税违法行为等问题必须严肃整治。其中，强迫实施“二选一”问题尤为突出，是平台经济领域资本任性、无序扩张的突出反映，是对市场竞争秩序的公然践踏和破坏。强迫实施“二选一”行为限制市场竞争，遏制创新发展，损害平台内经营者和消费者利益，危害极大，必须坚决根治。
针对强迫实施“二选一”以及其他突出问题，会议明确提出，平台企业要把握正确方向、增强责任意识顷明，坚持国家利益优先，坚持依法依规运行，坚持履行社会责任，做到“五个严防”和“五个确保”：严防资本无序扩张，确保经济社会安全；严防垄断失序，确保市场公平竞争；严防技术扼杀，确保行业创新发展；严防规则算法滥用，确保各方合法权益；严防系统封闭，确保生态开放共享。各平台企业要对照税收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全面排查涉税问题，主动开展自查自纠。
会议要求，各平台企业要在一个月内全面自检自查，逐项彻底整改，并向社会公开《依法合规经营承诺》，接受社会监督。市场监管部门将组织对平台整改情况进行跟踪检查，整改期后再有发现平台企业强迫实施“二选一”等违法行为，一律依法从重从严处罚。
会议强调，政策底线不可逾越，法律红线不可触碰。加强对平台企业违法违规行为的规范治理，并不意味着国家支持和鼓励平台经济的态度有所改变，而是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尊重平台经济发展规律，进一步发挥平台经济的重要作用，建立公平竞争、创新发展、开放共享、安全和谐的平台经济新秩序，推动实现平台企业更加充满活力、线上消费更加便捷优质，平台经济更加繁荣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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