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列夫托尔斯泰幸福吗
晚年托尔斯泰遇到了很多不幸的事，内心的转变也极为痛苦，你看看下面材料就知道了。
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着名的大文豪，其一生创作颇丰。他的作品对欧洲文学影响极深，在世界文学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这位享有世界声誉的作家晚年却做了一件让世人皆惊的事，即离家出走。托尔斯泰为何要离家出走，这还得从他晚年的思想变化及其生活说起。
晚年的托尔斯泰开始笃信宗教，宗教观、社会观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73岁时，托尔斯泰回到了故乡雅斯纳雅·波良纳庄园。然而晚年的托尔斯泰对他庄园的看法也发生了许多变化。他开始习惯于关注在他的农田上辛苦劳作的农民们，这些贫苦可怜的农民让托尔斯泰感到不安与自责。
为了减轻自己的内疚感，托尔斯泰开始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甚至开始自我折磨：他变得厌恶人情世故和亲友间的应酬，也拒绝出席贵族的宴会。他经常戴着草帽，穿上旧衣服，脚踏树皮鞋，在农田里干活。
到了后来，托尔斯泰想要解放他的那些农民，把田地分给他们。同时，他也打算把他全部着作的版权，无偿地献给社会。
托尔斯泰不顾妻子反对，最终公开发表声明：从1881年以后他出版的任何作品，可以由任何人免费出版。
在这样一个阶级社会里，托尔斯泰的朋友亲人都不理解他的社会观、宗教观。在家里，家人不时与他发生冲突；在社会上，许多报刊攻击他；科学家、家教界、沙皇政府都表示对他不满。
正在作家受到了孤立与打击之时，切尔特科夫出现了，他用花言巧语取得了作家的信任，在作家生命的最后9年，切尔特科夫在老人众多家人、随从者中地位最特殊，对老人的思想也影响最大。
其实这个家伙的真正目的，是要夺取托尔斯泰那些作品的继承权，尽管作家自己的许多朋友都知道切尔特科夫的险恶用心，但他们都没有敢直接告诉托尔斯泰。
本来，作家的日记都是由妻子保管的。但由于与妻子产生了矛盾，再加上切尔特科夫的花言巧语，托尔斯泰把他最后10年的全部日记都交给了切尔特科夫这个骗子。
妻子索菲亚也敏感地猜到了发生的事情，她对此非常痛苦，脾气也越来越坏，把怒气全都撒在了作家的身上。
1910年8月30日晚，她又和作家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她甚至愚蠢地说她并不是痛恨切尔特科夫，而是不能原谅托尔斯泰。对于妻子的愤怒与谴责，作家采取的是宽容谅解的态度，因为他在晚年一直奉行“不抵抗主义”，他总是把错误都想到自己身上，而尽量原谅别人的种种不对。在作家的最后一段岁月里，他的生活并不美好，他的周围充满了责难。为了能够平和地过完后面的日子，作家开始打算离家出走，以躲避这些纷争。
10月28日还不到早晨5点，作家就带着私人医生离开了波良纳。在火车上，作家病倒了。寒冷的天气使他不停咳嗽，并开始发高烧。他们在阿斯塔波瓦车站下了车，7天后他就病逝在这个荒凉的小站里。
有关托尔斯泰离家出走一事，很多专家和学者都曾对此进行过研究，许多复杂的因素纠合在一起促使这位巨匠作出了令人震惊之举，但这并不会影响这位文学巨匠在我们心中的地位
2. 列夫托尔斯的作品
自传性三部曲《童年》、《少年》、《青年》
短篇小说《塞瓦斯托波尔故事集》
中篇小说《哥萨克》
中篇小说《一个地主的早晨》
中篇小说《波利库什卡》
长篇历史小说《战争与和平》
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尼娜》
《忏悔录》
“人民戏剧”：《黑暗的势力》、《教育的果实》、《活尸》等
中篇小说：《伊凡．伊里奇之死》、《克莱采奏鸣曲》
长篇小说《复活》
3. 《莫斯科绅士》读书笔记
——· 关于本书 ·——
《莫斯科绅士》讲述了主人公罗斯托夫伯爵因为旧贵族的身份，被囚禁于大都会大酒店32年中发生的故事。这个经常汇集各国政要、名流的酒店，犹如纷繁复杂世界中的世外桃源，伯爵因祸得福在这里躲避了战争、政治斗争和饥荒，并收获了友情、亲情与爱情，使得自己从一位优雅的莫斯科绅士变成了饱经风霜又重获新生的老者。
——· 关于作者 ·——
本书作者埃默·托尔斯，虽然仅仅出版了两部作品就已经跻身美国新锐一线作家行列，但埃默·托尔斯却是一位不折不扣的业余作家，他的主业是一名金融高管。不过，用他本人的话说就是“正是由于我的职业与爱好相去甚远，才能锻炼不同的技能，带来更高的生活满足感”。不论是《上流法则》还是《莫斯科绅士》，托尔斯都以他独特的构思、华丽的描写和妙语连珠的文风让读者沉浸其中，从精彩的故事中体味深刻的人生哲理。
——· 本书金句 ·——
1.人生中的逆境会以许多不同的方式出现，假如一个人不能掌控自己的命运，他就会被命运掌控。
2.萎靡不振的仪表反映出一个人在某些方面的懒惰和颓废，以及对他人缺乏兴趣；而腰背挺得笔直的姿势则说明一个人十分沉着冷静，且信守诺言。
3.新的一代应该对上一辈所有人表示某种程度上的感谢。我们的长辈，曾经开垦荒地、浴血奋战，是他们推动了艺术和科学的进步，为我们做出过牺牲。
4.与其在教室里整齐地排排坐，还不如脚踏实地出去走走，真正朝地平线的方向走去，去看看在地平线的尽头究竟有些什么，这难道不是更有效吗？
5.一种生活方式需要经过好几代人才会逐渐消逝。
4. 列夫托尔斯的遗嘱,揭示了他什么样的精神
列夫托尔斯的遗嘱,揭示了他什么样的精神?
1895年,托尔斯泰67岁。可是,他却在这年的3月,以日记的形式草拟出一份遗嘱:
1)我死在哪儿就安葬在哪儿,墓地要最便宜的。如果死在城里,那就用最便宜的棺材,像埋穷人那样。不要送花、花圈,不要发表演说。如果可能的话,甚至不要请牧师,不要做安魂祈祷……
2)死的消息不要登报,不要写讣告。
3)……
4)我以前的作品版权(10卷文集和那些识字课本),我请求我的继承人将它转交给社会,也就是放弃作者权……在最近10年里,我的作品被出卖了,这是我一生中最沉痛的事情。
5)……
在陆续完成包括《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在内的众多作品之后,托尔斯泰的精神世界更加深邃和广阔。他的思想与现实生活的冲突也愈来愈剧烈。他与本阶级的传统观念发生决裂,站到了宗法制下的农民立场的一边。面对下层农民忍饥、挨冻、受辱的情形,托尔斯泰对自己所过的贵族老爷的生活感到惭愧,更为自己的着作获得巨大报酬来支持这种贵族生活感到不安。
为了弥补这些,托尔斯泰除去尽力参加体力劳动外,还两次投身教育——没有收入,完全是义务;又费去数年时间,为平民和贫民的孩子编《启蒙读本》,现在,他更要求放弃自己作品的版权,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报偿社会,实现自己平民化的理想。但这一点却遭到妻子索菲娅的强烈反对。因为托尔斯泰的版权,是当时全家几乎唯一的“财源”。所以,托尔斯泰在这份遗嘱中,才指出“作品被出卖,这是我一生中最沉痛的事情。”
这份非正式遗嘱,由小女儿萨莎誊抄了一份,可直到1901年7月,托尔斯泰才在上面签字。
距离此份遗嘱拟定时间十多年后的1908年8月,80岁的托尔斯泰又以日记的形式,拟出一份遗嘱。当时他处在病痛之中:“沉重、痛苦。最近几天发烧不止,情况很坏,难以忍受,大概就要死了。”身体影响到精神:“而我偏偏要在如此荒谬、奢侈的环境里度过一生,这种生活对我来说是难以忍受的。”
在这份遗嘱里,托尔斯泰再次提到了自己着作的版权:“如果我的继承人把我所有作品献给公众,我将十分欣慰。如果做不到这一步,那么属于人民的一部分一定要献出来,诸如《识字课本》、《阅读园地》等。”
此外,他对自己死后的葬身地点作了指明:“人们绝不要在埋我入土时举行仪式。只要一口木制的棺材,由愿意抬棺的人抬到或运到峡谷对面的‘指定地点’,即埋有小绿棒的地方……”“小绿棒”是托尔斯泰大哥讲的故事,说有一支写有使所有人都幸福的小绿棒,埋在森林中扎卡斯峡谷旁。幼年的托尔斯泰曾在这一带反复寻找过。
一年之后的1909年,索菲娅与托尔斯泰为先前草拟的遗嘱发生冲突。索菲娅要求托尔斯泰写一个东西,声明把他全部着作权都交给她,托尔斯泰拒绝了。在激愤之中,托尔斯泰请朋友帮助立了一份正式遗嘱,写明他将放弃所有作品权:
“我声明,我希望我的全部着作、文字作品和我所写的任何东西,不管是在什么地方发表过的还是没有出版的;从1881年1月1日起我写完的或首次发表的;在这个期限之前我写好的但尚未发表的全部东西,在我死后不要列入任何人的私有财产。并且,如果人们需要这些东西,那么可以无偿地让所有人去出版、刊登。”
这份遗嘱由小女儿萨莎誊抄,托尔斯泰与另外三个证人签名,并证明托尔斯泰在写这份遗嘱时“有着健康的智力和清醒的记忆力。”
这份遗嘱的原本,由他的小女儿拿到莫斯科,请教了穆拉维约夫律师,看是否合于遗嘱要求。律师认为,作品交给“所有人”享有,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因为“所有人”便根本无从谈起,这样的遗嘱,没有什么法律效力。
穆拉维约夫律师答应帮助起草一份合适的遗嘱。这就是托尔斯泰的第四份遗嘱。该遗嘱对于作品的着作权,给予了明确的归属:
“我作以下的吩咐,以备我死后之用:我全部文学作品,根据标明的时间,随便何时写的,凡是在我死之前还将可能写的任何东西,无论是已出版的,没出版的,艺术性的抑或是任何别的东西,写完的也好,没写完的也好,戏剧的和任何形式的文稿、译作、改写、日记、私人信件、草稿、零星的思想和杂记,总之,反正在我死之前所写的一切都毫无例外,不管放在什么地方,保存在谁那里,也无论是手稿,还是发表过的东西以及我的所有作品的着作权,包括我亲笔写的手稿和死后留下的一切文稿,全部遗赠给我的女儿亚历山德提·列沃夫娜·托尔斯泰娅。”
1909年11月1日,81岁的托尔斯泰在该份遗嘱上签字。身边两位证明人也在后面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1910年,托尔斯泰的家庭是不安的。崇拜托尔斯泰思想,自认为是托尔斯泰信徒之一的契尔特科夫,坚持要老人实施他的思想(当年2月,托尔斯泰还接到一位大学生的来信。信中片面地指责托尔斯泰,认为他的学说和生活是矛盾的,并希望他从自己生活一生的庄园出走),并使托尔斯泰将日记等物也放在他那里,这些行为使得索菲娅十分生气。她的激动情绪不断发作,使身居其间的托尔斯泰极为痛苦。托尔斯泰在这段时间给索菲娅写了一封信,除去允诺从契尔特科夫那里取回日记外,还分析了他们夫妻间的分歧:“就是我们对生活的意义和目的的理解上完全是相反的……我认为财产是一种罪恶,而你却认为是必须的生活条件……”
这样的精神冲突,使得托尔斯泰也感到不能将着作权留给索菲娅。于是,托尔斯泰立下了被称为“最后遗嘱”的文件。这份遗嘱,与第四份大致相同。不过在这段时间里,小女儿萨莎身患重病,能否承当信守遗嘱的责任还很难说。所以在遗嘱中,托尔斯泰特别加上:“为防万一,如果我女儿亚历山德拉·列沃夫娜·托尔斯泰娅先我而死,则上述一切全权委托给我女儿达吉亚娜·列沃夫娜·苏尔金娜。”
这份遗嘱是秘密签署的。地点在离托尔斯泰家几里的一片树林里。三个证人站在边上,看着托尔斯泰抄录拟就的文件,时间是1910年7月22日。这种“秘密”方式,当然是想避开妻子索菲娅,但这同样使托尔斯泰十分痛苦。
几天之后的7月31日,托尔斯泰又签署了一份显然是由契尔特科夫参与拟出的“对遗嘱的说明”。这份“说明”着重点“是为了防止其(即着作权)在他死后成为某人的私有财产。”该“说明”重申:他的全部着作……在他死后都不为任何人所私有。任何人只要愿意,就可以出版或再版。
不仅如此,该“说明”还要求“全部手稿和文件(包括日记、草稿和信件等等)都交给符·格·契尔特科夫并由他在列夫·尼克拉耶维奇(即托尔斯泰)死后对之进行整理并从中出版他(契尔特科夫)所希望刊登的东西。”这就无形中对前几次遗嘱作了根本性的修改,将这些手稿、文件变成只有契尔特科夫才有权处理的东西。
甚至在财产方面,也变成了由契尔特科夫按托尔斯泰在世时出版作品的原则行事。也就是说,出版所得也应由契尔特科夫处理。“说明”的最后,托尔斯泰签上了“这份按我的要求所写的证明准确表述了我的愿望,完全同意其内容”的字样。
因为最后一份遗嘱是“秘密”签署的,托尔斯泰内心也感到不安。不久,老友比留科夫来访,托尔斯泰告诉了他这件事。比留科夫认为这种做法是不妥的,应当让全家人都知道后再立遗嘱才好。托尔斯泰觉得比留科夫说得对,但又恐怕具体操作起来行不通,事情便拖了下来。
这一拖便永无续期。两个多月后的12月28日,索菲娅到托尔斯泰书房寻找遗嘱的行为,彻底激怒了托尔斯泰。他留下一封信后,便如同他久存的念头一般——“出走”了。
几天后,托尔斯泰在一个小火车站逝世。他的着作,后来经过俄罗斯很多人投入心力,陆续整理出版,至今还在世界各地产生广泛影响,这使得那些操心版权的人多虑了,一场版权风波也随时光流逝而消散。但是,先前遗嘱中的一条被忠实执行了,那就是,托尔斯泰被安葬在离庄园不远处那神奇、美妙的峡谷边缘,在白桦和山毛榉树的林间,那是他儿时寻找那根有魔力、上面写有“幸福”秘诀的“小绿棒”的地方。这里没有墓志铭,没有十字架,朴素如晚年的托尔斯泰形象,但却成为后来几乎所有艺术家和读者永志不忘的地方。因为它盛载有一个伟大的思索、追寻、痛苦、幸福的灵魂,如天空一样高远,像大地一样广袤……
5. 列夫 托尔斯泰 资料
(1828～1910) 俄国作家。1828年9月9日出生于图拉省克拉皮文县的亚斯纳亚·波利亚纳(今属图拉省晓金区)。托尔斯泰家是名门贵族，其谱系可以追溯到16世纪，远祖从彼得一世时获得封爵。父亲尼古拉·伊里奇伯爵参加过1812年卫国战争，以中校衔退役。母亲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是尼·谢·沃尔康斯基公爵的女儿。托尔斯泰一岁半丧母，9岁丧父。1841年他的监护人姑母阿·伊·奥斯坚—萨肯去世后，改由住在喀山的姑母彼·伊·尤什科娃监护。于是他全家迁到喀山。
托尔斯泰自幼接受典型的贵族家庭教育。1844年考入喀山大学东方系，攻读土耳其、阿拉伯语，准备当外交官。期终考试不及格，次年转到法律系。他不专心学业，迷恋社交生活，同时却对哲学尤其是道德哲学发生兴趣，喜爱卢梭的学说及其为人，并广泛阅读文学作品。在大学时代，他已注意到平民出身的同学的优越性。1847年4月退学，回到亚斯纳亚·波利亚纳。这是他母亲的陪嫁产业，在兄弟析产时归他所有，他的漫长的一生绝大部分时间在这里度过。
回到庄园后，他企图改善农民生活，因得不到农民信任而中止。1849年4月曾到彼得堡应法学士考试，只考了两门课就突然回家。是年秋天为农民子弟兴办学校。11月起名义上在图拉省行政管理局任职，次年12月被提升为十四品文官，实际上却周旋于亲友和莫斯科上流社会之间。但他渐渐对这种生活和环境感到厌倦，1851年4 月底随同服军役的长兄尼古拉赴高加索，以志愿兵身份参加袭击山民的战役，后作为“四等炮兵下士”在高加索部队中服役两年半。虽然表现优异，但也有赖亲戚的提携才晋升为准尉。1854年3月，他加入多瑙河部队。克里木战争开始后，自愿调赴塞瓦斯托波尔，曾在最危险的第四号棱堡任炮兵连长，并参加这个城市的最后防御战。在各次战役中，看到平民出身的军官和士兵的英勇精神和优秀品质，加强了他对普通人民的同情和对农奴制的批判态度。
托尔斯泰在高加索时开始创作，在《现代人》杂志上陆续发表《童年》、《少年》和《塞瓦斯托波尔故事》等小说。1855年11月他从塞瓦斯托波尔来到彼得堡，作为知名的新作家受到屠格涅夫和涅克拉索夫等人的欢迎，并逐渐结识了冈察洛夫、费特、奥斯特洛夫斯基、德鲁日宁、安年科夫、鲍特金等作家和批评家。在这里他以不谙世故和放荡不羁而被视为怪人，他不喜爱荷马和莎士比亚也使大家惊异。不久，他同车尔尼雪夫斯基相识，但不同意后者的文学见解。当时德鲁日宁等人提倡为艺术而艺术的所谓“优美艺术”，反对所谓“教诲艺术”、实即革命民主派所主张的暴露文学。托尔斯泰倾向于德鲁日宁等人的观点，但又认为任何艺术不能脱离社会生活。至1859年，他同《现代人》杂志决裂。
1856年底以中尉衔退役。次年年初到法国、瑞士、意大利和德国游历。法国的“社会自由”博得他的赞赏，而巴黎断头台一次行刑的情景则使他深感厌恶。在瑞士看到英国资产阶级绅士的自私和冷酷，也激起他很大的愤慨。但这次出国扩大了他的文学艺术的视野，增强了他对俄国社会落后的清醒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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